例如学者以德国社会权发展的历史证明，对于德国来说，在权利的发展顺序方面，社会权利就先于民事权利（即自然权利）和政治权利而得到发展。
家事法院调查官则对与案件有关的人员的性格、经历、生活状况、财产状况以及家庭和其他环境情况进行调查，然后灵活运用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其他的专业知识进行综合分析。家事调查员的调查报告帮助法官判断父母双方谁更适合抚养孩子。
在开庭审理时，家事报告只是法院在作出决定时考虑的证据来源之一，法院不受报告中所提任何建议的约束。我国家事调查员的身份来源可以走多元化发展道路。2001年4月1日，英国司法部根据2000年《刑事司法和法院服务法》设立了儿童和家事法庭咨询与支持服务机构(Children and Family Court Advisoryand Support Service，简称CAFCASS)，该机构把儿童的需要、愿望和感情放在第一位，确保家事法庭听到儿童的声音，作出符合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决定。2.紧急情况报告 家事调查员在社会调查过程中，如果发现有家庭暴力、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情形的，应当立即报告委托法院。为确保当事人的听审请求权、辩论权及公正审判请求权，法院在斟酌调查报告书为裁判之前，应使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有陈述意见或辩论之机会，但调查报告书内容涉及当事人隐私或有其他不适当情形的除外。
家事调查员制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称谓不一，有的称家事法院调查官制度，有的称家事调查官制度，有的称专家评估制度或专家评估员制度。在家事司法过程中，如何实现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需要一个国家根据国情设置相关的制度和机制。（8）保障客户进行选择的自由。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以曼彻斯特和伦敦设立跨界性质的统计协会为标志，欧洲出现了社会的统计化现象，数据资料的洪水汹涌而来，犯罪和司法的统计数据也被大量印刷和公布，为改变法与社会的认识方式和记叙方式创造了前提条件。在这里，我们特别重视的是法律信息学与计量法律学密切相关的一个侧面：如何在大量的法律文件数据中进行检索和研究，如何对司法以及法律服务相关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和概率计算。在价值层面，应该立足于沟通、共识以及承认，主要解决法律与案例的正当性保障问题。如果用C（claim/conclusion）来表述主张或结论，那么举证的话语就可以表述为D（data），即数据或事实资料。
显而易见，本文讨论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简称ICT）时代的计算法学[3]，当然也是科学法律观的一种必然结果或者新型表现形态，具有公理体系和逻辑推理或计算的特征。在这里，假设高度谨慎的成本是司机和行人都承担3元，有点谨慎的成本是1元。
在物联网上，大数据呈几何级数增长，需要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分析。如果把大量的法规、案例、学术文献都储存在计算机里，无异于拥有一座可以移动并且不断扩容的个性化图书馆，更重要的是可以灵活地进行利用，俨然成为应对20世纪后期的知识爆炸、诉讼爆炸局面的一件强大利器。4. 智能网络的离散数学与矩阵演算 随着万维网（1989年出现）、互联网（1995年出现）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一个超越各种物质疆界的巨大数据空间。[40] たとえば、加賀山茂、松浦好治（編）『法情報学――ネットワーク時代の法学入門』（東京：有斐閣、1999年）。
图尔敏认为，在法律议论中对数据的要求是明示的，而对保证的要求是默示的。但是，在这里却俨然可以生产出一架法学的万能机器——自我完结、自我准据，在数据空间里进行永无止境的推理或计算，或者无限循环的语言游戏，直到我们意识到图灵停机问题的发生。在耶林转变学术立场的这种思路上，后来又出现了以Ph.赫克（Philipp von Heck，1858-1943）为代表的利益法学派，认为法律是互相竞争的各种利益的产物，法学的意义就在于厘清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根据生活需要找出解决具体案件的法律规范，并据此形成社会秩序。（2）实现技术的中立性以及透明性。
在他看来，关于规范产生效力的逻辑关系不妨归纳为如下公式： 公式左边意味着状况s 中的行为g 对属于对立阶级A的人们具有约束力（V），作为分母的÷是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内的社会关系整体，公式右边意味着属于阶级A的成员或者在状况s中采取行为g，或者在采取非g的行为而成为越轨者Ac，结果接受制裁性反应（r）。甚至可以说近年来中国的司法改革以及法律服务的跨越式发展是由大数据驱动的。
与价值判断相关的知识形态是法律的实践技艺，与事实认知相关的知识形态是法律的科学体系。Cf. William O. Aydelotte (ed.) The History of Parliamentary Behavio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28] 佐藤岩夫「19世紀ヨーロッパと近代司法統計の発展」、和田仁孝•樫村志郎•阿部昌樹（編）『法社会学の可能性』（京都：法律文化社、2004年）334頁以下、とりわけ343-349頁を参照。
到1980年代，把知识储存到计算机里以提高智能化程度的方法迅速普及，于是人们开发了大量的知识应用软件，被称为专家系统，其中也包括一些法律专家系统，例如兰德公司民事司法中心的研究人员D.A.沃特曼和M.皮特森开发的审判辅助系统（Legal Decision-making System，简称LDS）[35]，可以用计算机的信息处理算法对案例或者规则进行法律推理。总之，随着法与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迭代，原先未曾实现计算机化的深层法律推理活动——例如经验归纳、数据学习、假说生成、类推适用、模糊推理、关系结构型思考、规范和权利的创造等等——也都可以渐次纳入人工智能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和应用算法的开发，真正达到智慧法院建设的目标。因此，必须把网络治理、数据治理、人工智能治理以及与数据、算法、算力的伦理相关的原则性问题纳入研究的射程，由此构成计算法学的超越之维。西塞罗应古罗马法律家特雷巴求斯之请而撰写的《论题术》，为司法实务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技术指引和重要论题的清单。智能（wisdom or intelligence）则是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获得深刻理解的知识[41]。[52] Richard H. Thaler and Cass R. Sunstein,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Cf. Will Leggett, The Politics of Behaviour Change: Nudge, Neoliberalism and the State, Policy Politics Vol.42 No.1 (2014) pp.3-19. [53] ペレルマン『法律家の論理――新しいレトリック』（江口三角訳、東京：木鐸社、1986年）15頁。
3. 多媒体时代的法律信息学与大数据挖掘 在1980年之后，计算机开始小型化和普及，各种信息与通信技术也进入综合应用阶段，人们欢呼计算机时代、多媒体时代、高度信息化时代已经来临。多语言翻译软件对通信障壁的突破、以互联网协议为产业基础的电商等新经济形态的繁荣、网民以及电子群众构筑的舆情公共空间、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猖獗的国际犯罪、黑客之流无政府主义的蔓延、计算机上瞬间行为的管辖权之争……这一系列新的现象，要求国家采取网络征税、网络自治、网络服务提供者归责等新的政策以及承认网络权、数字人格权、电子隐私权等新的权利，势必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以及法律范式的创新。
2016年10月美国的国家科学技术会议网络和信息技术研究开发小委员会发表关于运用联邦政府预算研究人工智能的方针《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开发战略》，提出了副作用最小化的要求。换言之，这种程序就是要建立论题目录并确定论点的位置，根据对立、近似、层级进行议论，并通过在多样性中进行排序和选择的决疑术（casuistry）为法律判断赋予随机的确定性，寻找或然的真理。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达，对包含大量变数的复杂系统进行模拟并预测各种影响的操作也成为可能。因而司机和行人往往都倾向于采取高度谨慎的态度，这也或许正是中国民法公平责任原则的宗旨所在。
在他的法学博士论文《论组合术》中，莱布尼茨把几何学图形以及组合算数应用到法律现象，把法学理解为一门由简单术语构成的复杂化组合技艺。这意味着法的基本价值判断应优先于逻辑推理或者说概念计算，以确保在具体场景中的法律议论可以摆脱无穷反复的语言游戏而顺利进行[54]。当今的法律信息学已经与大数据密切结合在一起，可以通过计算机建模以及机器学习算法不断把数据转化为信息并进行计算和预测。关于数据空间在法律秩序方面的特征，劳伦斯•莱斯格教授在《代码》（1999年）及其修改版（2006年）中做了开创性的考察[45]。
最后这一维度反映了计算法学的超越性，也揭示了深入研究关于价值排序和价值函数的元算法的重要意义。所以，西塞罗认为论题术的本质就是一种寻找判断前提的程序[4]。
当时计算机可以通过推理和探索解决一些比较简单的技术性的特定问题，但却很难应对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层出不穷的法律现象，所以在人工智能第一波热潮退去之后，法律推理的计算机处理并无显著的起色。论题术和决疑术通常与盖然说（probabilism）联系在一起，所以也不妨理解为根据经验和睿智进行的一种初级概率计算。
早期的耶林（Rudolf von Jhering, 1818-1892）也是概念法学的提倡者，他把法律的概念体系想象为化学元素表，可以按照逻辑进行排列、配对、合并以及重组，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概念具有孕育和创新的功能，可以赋予法律条文以生生不息的活力。因此我们也不妨说，法教义学的本质就是发明了现代社会规则之治的算法。
无论如何，在博弈理论用于法律现象分析的场合，还有法律经济学的一些微观研究成果上，我们可以看到法律数学构想的演进及其不同的崭新版本。[35] D.A. Waterman and M. Peterson, Models of Legal Decision Making, Report R-22727-ICJ, Rand Corporation, Institute for Civil Justice, 1981, and their Evaluating Civil Claims: An Expert Systems Approach, Expert Systems Vol.1 No.1 (1984), pp. 65–76. See also D. A. Waterman, J. Paul and M.Peterson, Expert Systems for Legal Decision Making, Expert Systems Vol.3 No.4 (1986) pp. 212–226. 关于其他国家动向的概述以及日本的成果，参阅吉野一「法適用過程における推論へのコンピュータの応用」『法とコンピュータ』第３号（1984年）77-99頁、吉野一（編著）『法律エキスパートシステムの基礎』（東京：ぎょうせい、1986年）。杜宴林：法理学实验研究的兴起与中国法理学观念的更新《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1期也做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价值判断具有主观性、反映着个人的选择偏好甚至特定意识形态的成见，但仔细推敲后可以发现：人们对价值进行评价的标准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以客观化的。
当双方都高度谨慎时，事故发生的概率大幅度降低，而行人承担的事故预期成本为2元。所以两者应加以区别——这正是在审判程序中区别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理由所在。
关于中国的进展，参阅季卫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司法权之变《东方法学》2018年第1期（创刊十周年纪念特刊）125-133页。尤其是16世纪中叶之后两百年间的德国学说汇纂的现代应用运动（usus modernus pandectarum），进一步彰显了罗马法在私人领域自由进行民商事法律推理的技术优势，加强了对职业法律家的吸引力和影响，形成了作为公理体系而构建的法教义学。
[32] Cf. Lee Loevinger, Jurimetrics: The Methodology of Legal Inquiry,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Vol.28 No.1 (1963) pp.5-35. [33] 屈茂辉违约金酌减预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108-134页。（5）数据和信息的机密性、安全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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